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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的双赢与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几千年文明所积累的精神和物质创造,内容涵盖天(宇宙)、地(地球)、生(生物)、人(人类社会)广泛领域。当前传统文化复兴形势喜人,并已在教育、道德、励志、智慧、友谊、外交等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功能,但很少提及科技创新功能。当前国学院雨后春笋,但均是人文国学,尚不包括自然国学。
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已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中是否还能发挥重要的创新作用?这可能是个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但事实上已有肯定性的回答。
近60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论述、探索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已有不少有说服力的成果。本文将于学术探索、实践成果和自然国学兴起三个层次来阐述这一新功能崛起的具体历程,用以说明:自然国学的兴起以及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学术探索积累了不少成果
其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的学术探索实际已有半个多世纪,也有着不少成果。
1954年8月27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在谈及历史地震资料的价值时,强调指出:“有人以为我们应该面向将来,不应该留恋过去。这话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对社会进行的伟大革命不仅不排斥以往文化发展的一切成就,相反地是以利用这些成就作为进一步发展新文化的前提的。最近我们得到一个例子,证明古代所积累的历史材料能很好地支援工业建设而得到一定的成果。”接着,他谈到古新星新表的编制时又说,“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
1966年邢台地震后,随后的七十年代又相继发生海城、唐山地震,气候灾害也十分严重。中央十分重视灾害预报工作,于是灾害学发展起来。鉴于地球是多圈层相互作用形成的极其复杂的综合体,灾害预报推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1983年、1986年和1989年,在中国科协支持下,众多学会联合发起了第1、2、3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会议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科学的整体论特长,将“历史自然学一门在中国崛起的现代自然科学”、“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与当代天地生综合研究”先后列为大会中心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创办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这一多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至今已发展了22年,讲座已举办1080讲,含3000多个学术报告,其中约1000个报告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
1995年,